关于中国书法与绘画审美的共性和差异（三） - 刘曦林

三 画家书法之得失

　　古往今来，由于书画的密切联系和综合性的特征，出现了许多书画兼擅的艺术家；又由于书画的差异，这些艺术家又分别在书画方面表现出不等量的才能，或主要以画名世，或主要成就在书法。主要成就在画都者的书法即画家字，据说在正宗的书家看来多有微词，这是不足为怪的。

　　全面地来看，书法艺术主要是书家创造性劳动的积累。由于画家在绘画创作中的自由度（如不依附于他人文意等）相对圈套，个性意识也较为强烈，表现人格和内在精神上有更强的独立性，所以每在书法方面有牧民的表现，或称为书坛之别格，在书法史上有激活书法之功，众所周知的徐青藤、八大山人、金农、郑板桥等等，现代的弘一法师、黄宾虹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李苦禅、李可染、石鲁等人，并不一定要在书法史上坐头把交椅，但他们创造新样的造型意识，与正宗书法拉开距离的个性意识，要强于更加注重有所本，更加注重承传意识的正宗书家，且画家书法之间本身的差异性、独特性也较正宗书家之间的不同更为鲜明。这一点在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家的作品中也较为突出，甚至于民间书法较画家书法也更多了些朴素、率真。也就是说，触着了艺术真诚地表现精神、表现人格、表现个性表现创造性的真谛，这艺术也就取得了自由，获得了生气。我从不否认专业的书家们，在临碑习帖上下的苦功，对书法点划的丰富性的追求，对书法法度的深入研究对于提高书法艺术本体质量的意义，书法在这方面对传统的继承从整体上强于画坛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书坛又较画坛表现出更多的守成意识，画家书法于法度可能不周，但是不是反而多了些新创的味道。该守的要守，该创造的还要创造，该表现的就要表现，不然又有何艺术可言！

　　说了这么多关于书和画的事，不一定尽着边际。总之是说，书与画有许多的共性，可以互补，书与画有许多差异，可以参照。书与画的历史可能总是呈现出共生、分离、互补，再度分离，再度互补的关系。在二十世纪，中国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弱化了与书法互补的联系，更多了些与西洋绘画冲撞互补的机缘，而书法却谈不上有“西洋书法”的对应，所以总不及画坛的事多。中国书法欲将西方抽象绘画拉来结亲，尽可以约会和畅谈，起码要生个骡子出来才好，但如果一味地要骡子，连马类的存在也不顾及的话是否又太蚀本，最后连骡子也不会有的。李苦禅从书画共性的角度说：“画至书为极则，书至画为上乘”，极其深刻地道出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联系；但从本体的意义讲，又可以引申出另一番意思——“画至书时仍为画，书至画时仍为书。”所以，对互补中可能产生的边缘艺术是既需要宽容，对书法本体的局限也要有清醒的“度”的把握，互补并不意味着各自的消亡，而只能是更坚强的独立。